逝者于藍：觀眾心目中的“江姐”

2020年6月27日午夜，導演尹力看到了田壯壯發(fā)的朋友圈。

“媽媽走了，現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你的心獨立，赤裸，清明且處于當下，你以前從未經歷過，現在體驗的一切，這即是佛。”

尹力記得，3月時，他和老同學陳凱歌、田壯壯聚會，田壯壯告訴他們，醫(yī)生很有信心，希望能發(fā)生奇跡。

早在2月，就傳過一次“于藍去世”的消息，后經證實是誤傳，只是深度昏迷。但這次，奇跡沒有發(fā)生。

尹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于藍所塑造的形象中，江姐在氣質和閱歷上是與她本人最接近的，最根本之處在于她們都是有信念、內心充盈著理想主義的人。后來同類的影視劇層出不窮，但觀眾心目中的江姐就是于藍。于藍年輕時作為“22大明星”非常耀眼，60歲后組建、領導兒童電影制片廠，是中國兒童電影界的旗幟性人物，夕陽時期還能這么絢麗，很少見。

延安，延安

9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借著第四屆兒童少年“童牛獎”評獎在自貢舉行之機，年近七十的于藍終于圓了多年的夢想：去看“江姐”的家鄉(xiāng)。

站在江姐故居的殘垣前，她再也忍不住情緒。江姐只比她大一歲，兩人追隨著同樣的信仰，在同一年入黨。江姐為這信仰獻出了年僅29歲的生命，而她卻是一個“幸存者”，僅僅因為扮演過江姐到處享受著人民對江姐的愛戴。她控制不住地哭了。

于藍和江姐都是1939年入黨的。

在于藍的記憶中，1939年春的延安，春意盎然。這是17歲的她投奔延安后的第一個春天。她給在大后方昆明的哥哥寫信：“延安是世界上最艱苦的地方，但延安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

年輕又有普通話優(yōu)勢的她活躍在延安的文娛舞臺上。魯迅藝術學院來挑演員，她被挑中了。她想著先去魯藝“玩”兩年吧，結果一玩就是一輩子。

于藍常常回憶魯藝。這里有延安唯一一座未被轟炸的教堂，教堂后有綠色的山谷，山谷兩側打鑿了許多窯洞，錯落有致，還有寬敞的籃球、排球場地。夏天，延河清澈碧綠，是天然的游泳池；冬天，延河冰封，又是別樣景致。同學們自制冰刀，自由滑跑。周末常舉行交際舞會，毛澤東、周恩來等都來參加過。校園邊邊角角開荒種起了茄子、西紅柿、黃瓜，不僅有蔬菜吃，還可以隔三差五吃頓肉。

來自國統(tǒng)區(qū)的大知識分子給他們講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yǎng)》，并進行小品練習。每句臺詞都要尋找出“潛臺詞”。

但延安也并不是四季如春。1943年，延安整風轉為審干。每天不是大會“坦白”，就是小會“幫助”。有次她所在的實驗劇團召開“坦白大會”，坦白的人是與她同過臺的一位戰(zhàn)友，在這個過程中，與這人一起來延安的一位女團員一直在發(fā)抖。坐在她旁邊的于藍認為她一定有問題，就向組織做了匯報。最后經過甄別，他們和絕大多數被搶救的人一樣，都沒有問題。

當時于藍不明白沒有問題為什么會發(fā)抖，多年后，她才能理解。這場運動在她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她說，這使得她在“文革”的后期有了比較清醒的頭腦。“任你如何誘導，我都能堅定地不去承認自己是什么‘分子’！”

“22大”明星

于藍拍的第一部影片是1949年的《白衣戰(zhàn)士》，扮演中國的“南丁格爾”、醫(yī)療隊長莊毅。她才知道，銀幕和舞臺不同。她被認為沒有“開麥拉face”（上鏡的臉），一舉手一投足都不知所措，十分苦惱。

1950年，于藍進入北京電影制片廠，在《翠崗紅旗》中擔任女主角。在畢業(yè)于耶魯大學戲劇研究院的知名導演張駿祥的指導下，她打開了銀幕視覺，開始體會到視覺藝術的魅力，懂得銀幕上的表演寧可不夠，也不要過火。

1951年3月至4月，新中國進步影片第一次大規(guī)模展映啟動，展出了《翠崗紅旗》《白毛女》等27部影片。張平、于藍、田華等出身解放區(qū)的“文藝戰(zhàn)士”集體亮相，躍上新中國舞臺。這一年，于藍登上了《大眾電影》的封面。“謙虛、質樸而又真誠”，成為她的形象特質。

50年代，于藍還出演了《龍須溝》《林家鋪子》《革命家庭》。尹力說，于藍的身份與《龍須溝》《林家鋪子》等影片中的底層勞動婦女有一定距離，但是她貢獻出了教科書級別的演出，戲份不重分量重。田壯壯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相較于母親擔綱主角的影片，《林家鋪子》和《龍須溝》更打動他，因為這兩個角色更難處理，超出她的生活經驗范疇。

60年代初是困難時期，國民經濟面臨調整，在電影界則提出培養(yǎng)“無產階級的明星”。1962年4月，22位“新中國優(yōu)秀電影演員”誕生，俗稱“22大明星”。

名額被首先分到四大電影制片廠，上影廠最多，其次是北影廠、長影廠和八一廠，各廠自行篩選后上報。其中既包括趙丹、白楊、秦怡等解放前已成名的上海灘明星，也包括張平、于藍、田華等解放區(qū)文藝戰(zhàn)士，還有祝希娟等新中國培養(yǎng)的青年演員。于藍獲選時，已經43歲了。

一時間，全國各大影院都懸掛起22大明星的巨幅照片。8個月里，北京市美術公司銷售了71萬張明星照。但風氣很快變化。1964年9月，電影局下達《關于撤銷影院懸掛電影演員照片的通知》，改革開放前唯一一次被官方背書的追星潮就此結束。

永遠的江姐

1961年冬，于藍從《中國青年報》上讀到連載的小說《紅巖》，被深深吸引。不久，她接到副導演歐陽紅纓和多次合作過的導演張水華的電話，三人一拍即合，開始籌拍這部片子。

劇本三易其稿還是不行，最后終于說服了夏衍來幫助完成文學本。在廣東休養(yǎng)的夏衍用3天時間聽他們講完材料，忽然問：“你們怎么不寫江姐？”一周后，夏衍的文學本出來了，把本來只有兩場戲的江姐改成了貫穿全劇的主要人物。

起初，于藍看了這個劇本后并不滿意，覺得不像小說那樣感人，革命的勁頭寫得不夠足，許多精彩斗爭沒有寫進去，如成崗和《挺進報》的故事那么精彩，可是一點也沒有涉及。日后回想起來，她覺得自己當時真是“左”得可觀，文藝知識又極其淺薄。事后她從幾代人的口碑中逐漸明白，夏衍才是真正的行家里手。

分手時，夏衍叮囑于藍，千萬不要把江姐演成劉胡蘭，也不要演成趙一曼，不要橫眉冷對，表現于外。

沿著這個提示，于藍琢磨出，江姐感情豐富而熾熱，又有著超出常人的冷靜與從容。她努力捕捉這兩種色彩的反差，終于找到了江姐的沉靜氣質的根源：善于思考。

北京電影學院57級表演班的劉詩兵當時已留校任教，帶著學生去北影廠的外景場地看于藍拍攝這部片子。

那是一場江姐看到丈夫的頭顱被懸掛在城墻上的戲。于藍被澆得渾身濕透，但是拍完了仍然留下來幫著收拾場地電源線，沒有馬上離開去換衣服、卸妝。此后很多年里，劉詩兵多次對學生們回憶起這一幕。

劉詩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于藍扮演江姐，有她得天獨厚的條件，一是她的形象、年齡、氣質都與江姐接近，二是她的革命經歷使她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這個角色。每個角色的創(chuàng)作，最終都要從自身找到和角色共同的東西。

1964年12月，拍攝工作結束，工作樣片也已經周揚和林默涵審過。忽然有一天接到通知，“江青同志”要來看片。

江青一身黑色斗篷到來。審片時，她說許云峰的氣質不對，又說江姐沒有英氣，簡直像個小教員，影片太糟了，小改沒用，就這樣上映，供大家批判吧。

影片以《烈火中永生》之名上映時，文藝界已開始批“夏陳（荒煤）路線”，編劇沒有署夏衍之名，而用了“周皓”這個筆名來代替。

不久，于藍自己也成了“文藝黑線代表人物”。《烈火中永生》副導演趙元總是被叫去陪斗。她回憶，于藍總是淡然地由著造反派押進押出，批斗回來就躺在鋪板上，悄悄吞一片安定，掏出一塊小手絹往臉上一蓋睡覺，養(yǎng)精蓄銳準備迎接下一次沖擊。

創(chuàng)辦童影廠

1981年，中央工作會議號召“全黨全社會都要關心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文化部黨組決定成立北京兒童電影制片廠（后改名為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推薦年屆60的于藍為廠長。

八一電影制片廠的盧剛調來童影廠做導演時，北影廠只有6個人，兩間辦公室。

盧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2大”老藝術家他接觸過一半，年輕一代的演員更接觸過很多，于藍是最好打交道的。她辦事不來虛的，沒有架子，讓無職無權的普通人感到親和。

童影廠分管技術的副廠長谷守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兒童電影的發(fā)行很難，為爭取發(fā)行渠道，于藍經常去尋求鄧穎超、康克清等老領導的支持。

北影廠導演張郁強執(zhí)導過的電影里，兒童承擔了重要角色。于藍發(fā)現了他，把他挖來童影廠。

張郁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于藍是很多兒童電影從業(yè)者的引路人。她正直坦率，有話直說，從不拐彎抹角，他心目中的延安老革命就該是這種樣子。于藍對政治原則和對兒童的教育作用考慮得比較多，有一些大家覺得挺有才華和深度、能夠代表年輕人想法的片子，她并不一定都認同，但她絕不是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而是努力更新觀念以跟上時代發(fā)展。

童影廠廠長黃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于藍先后創(chuàng)辦了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學會、中國國際兒童電影節(jié)、中國電影童牛獎、全國中小學影視教育協(xié)調委員會，事實上是“一花開五葉”。

1999年，童影廠等8家單位合并成立了中國電影集團公司，童影廠的員工被打散分到各個部門，生產任務也轉而由集團下屬的第三制片公司承擔。

第二年，79歲的于藍正式退休，依然擔任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學會名譽會長。這年2月，她給朱镕基寫信，呼吁要保護民族品牌，朱镕基等領導人都作了批示。

童影廠的品牌維護，成了于藍余生都未曾放下的牽掛。

童影廠撤銷后，與于藍同住一棟樓的谷守利經常看到于藍家燈火通明。她的身邊圍繞著很多兒童電影從業(yè)者和愛好者，“那一幫人都是兒童電影狂人”。

“很想再演下去”

退休后，于藍應邀在黃宏導演的兒童影片《二十五個孩子一個爹》中友情出鏡，這是她自28年之前參演《偵察兵》后首次出鏡，得到了平生最高的2萬元酬勞。拿到酬勞后，她直接去銀行把錢捐給了吉林省白山市孤兒院。

于藍的家陳設樸素，墻上掛著于藍和周恩來、鄧穎超的合影，還有已故愛人田方的照片。她70多歲時開始學電腦，有不懂的地方就給住在樓上的盧剛打電話，請他下樓來教她。

于藍每天都要畫畫，在樓道里鍛煉。她說人活著就是要順應自然規(guī)律，保持心情愉快、心態(tài)平和，簡簡單單地生活，死而無憾。

因為身體狀況，她很少去電影院看電影，而且除了戰(zhàn)爭題材影片，現在的電影題材她也不太關心。但對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的活動，她有求必應。

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秘書長黃小雷說，每次去拜訪于藍，她一定要坐著輪椅顫顫巍巍把客人送到電梯口，看著電梯門關上。每次應邀出席晚會和典禮，她都會穿上一件灰色西式套裝。參加活動前，她會認真地準備發(fā)言稿，用電腦先打出來，然后默誦。

2018年，97歲的于藍出演了為紀念抗戰(zhàn)勝利73周年而拍攝的《那些女人》。雖然戲份不多，但她開心極了。她說：“還能演戲，真的太好了！很想再演下去。”

這年10月，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學會會長侯克明和童影廠廠長黃軍去積水潭醫(yī)院看望住院的于藍，她在病床上還在給中央主要領導寫信，呼吁兒童電影進校園。12月，她轉到中日友好醫(yī)院治療，又給國家電影局寫信，請求保留中國國際兒童電影節(jié)。這是她最后一次執(zhí)筆寫信。

盧剛說，拍兒童片無名無利，投資低報酬低，沒有獻身精神是堅持不下去的，他是受于藍的影響，才將這項事業(yè)堅持到了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