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倫敦一直被視為歐洲金融科技的中心。但與英國許多其他行業一樣，擁有歐洲領先優勢的英國金融科技行業也可能在“脫歐”之后面臨多重發展上的不確定性。自英國提出“脫歐”以來，歐洲大陸一直在激烈競爭，試圖吸引陷入困境的倫敦金融科技公司到本國開設業務。
作為歐洲大陸的重要國家，德國試圖取代法國成為歐洲大陸最大的替代借貸市場。據悉，從2013年到2015年，德國替代金融市場規模從6500萬歐元增至2.49億歐元。
“談到德國，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奔馳、寶馬、大眾等實業集團，這一方面印證了德國實施實業立國基本國策的成功，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們其實都忽略了德國隱藏在歐盟面紗下的強大金融能力。”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中國貿促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張曉濤在接受《中國貿易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德國城市法蘭克福是歐洲第三大金融中心，僅次于倫敦和蘇黎世，德國獨具特色的金融系統競爭力不可小覷。
與英國和法國不同，德國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都處于分裂狀態。在1871年統一之前，德國至少由30個公國、共和國和王國組成。它們的大小不等，有和法蘭克福差不多的城市國家，有普魯士這樣的大國。在19世紀初期，德國至少有四個重要的金融中心：法蘭克福、科隆、漢堡和柏林。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金融機構都是家族式的私人銀行，如法蘭克福的羅思柴爾德家族、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漢堡的海涅和沃伯格家族、柏林的布萊切爾德家族。 直到19世紀中葉，德國才出現了聯合股份銀行，即1848年在普魯士成立的德國舍夫豪森銀行，被賦予了廣泛的權力。隨后于1850年至1857年出現了以該銀行為模型建立新銀行的浪潮，其勢頭因1857年的金融危機被遏制。隨后，因為受到國家統一和單一流通貨幣出現的剌激，第二次創辦浪潮于1866年至1873年興起。
“一個國家金融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有其歷史路徑，受到經濟、民族、文化等因素影響，一戰結束后天量的通脹造成災難性影響使德國金融業和金融政策相對保守，德國民族理性的文化特質使其股票交易額占GDP比重遠遠低于美國和英國。”張曉濤表示，德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可謂世界上最嚴苛的貸款者，對于風險把控極其嚴格，厭惡情緒極強。同時，還為中小企業設立專項投資基金。這樣的金融體系保證了大量的社會資本流入到有效率、有競爭力的產業與部門，全社會資本高效支撐實體經濟發展。
在德國政府的要求下，德國的銀行業從一開始就同工商業緊密結合，在政府信用的支持下為經濟發展貢獻。時至今日，德國金融制度仍然是一種以全能銀行體系為主導的混業經營制度。隨著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德國中小銀行紛紛合并以壯大自身，并且堅持混業經營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和金融競爭力。同時，德國的證券及期貨市場也在全球排名前列，德國證券交易所是歐洲最活躍的證券交易市場。
在張曉濤看來，德國金融制度里的混業經營和統一監管具有明顯的優勢，“不僅可以減少摩擦成本，降低信息采集成本并提高信息質量，獲得規模效益，而且可以減少多重監管對金融創新的阻礙，提高監管效率和金融競爭力。與此同時，德國在發展金融業的過程中不斷進行合并和兼并，在獲得規模效率的同時增強了抵抗風險的能力。”
眾所周知，德國的法律體系和監管手段都較之于歐洲其他國家更為嚴苛，在歐洲各國仍然在債務危機的泥濘中無法自拔時，德國無疑成為歐洲經濟的最大亮點，這種突出的成績靠的就是其強有力的監管手段和對風險的防范意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諸多國家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關系進行了重新審視，掀起了“再工業化”、“智能”的浪潮，德國制造業的發展模式以及與之匹配的金融體系引起了多方重視，業內專家認為，種種因素——不刻意追求金融業本身的繁榮，穩健的金融政策和市場，穩定的經濟形勢，依托于德國的經濟實力以及德國在歐盟中的領導地位，使得法蘭克福及德國金融業前景光明，上升勢頭明顯。
消息來源：中國貿易報
